在西欧探寻东方殖民地的活动中，罗马教会始终积极介入并发挥着重要的作用，它不仅将这些新“发现”的土地当作自己的东西赏赐给殖民者，而且当西葡等国因争夺殖民地发生纠纷时，它又以调解人的身份出现，利用自己的权威，协调冲突。另一方面，作为早期殖民主义国家的西葡等都是教会和国家合而为一的中央集权制国家，它们的君王或自称为“大主教国王”，或自诩为“基督教保卫者”，利用和怂恿其教徒积极对外寻找殖民地，进行海外殖民掠夺。正如一位世界史学者所说的那样：“对进行海外扩张的倡导者、组织者以及对征服中的著名领袖人物来说，宗教的狂热情绪只不过是一种司空见惯的、恰如其分的假面具，在这种假面具的背后隐藏着追求权势和渴望获利。”[2]在这一过程中，西葡等殖民国家和罗马教廷理所当然地成为了传教士背后强大的资助者和新“发现”土地上最大的受益者。我们从殖民者在被占领地区广泛设立基督教传教区和罗马教廷进行细致周密的人事安排，并给予教区和传教人员巨额的经费支持，据此不难看出传教士与早期殖民势力之间千丝万缕的联系。因此，即使是那些狂热地信仰着基督教，标榜自己带着个人意愿极力想传播“上帝福音”的传教士的活动也就无不深深地刻上了殖民侵略的痕迹。

　　西方传教士早期对中国西藏地区的探寻，除了有着西方殖民势力东扩的广泛背景之外，还与罗马教廷寻找马可波罗在游记中提到的所谓“震旦”国又译为萨塔或契丹，都是指中国）和“震旦”地区遗留的基督教后裔有直接的关系。16世纪的欧洲盛传“孟加拉以东、喜马拉雅山那边居住着被人称为‘博坦’的民族，并听说那里的宗教在许多方面与基督教相似”。[3]还流传“吐蕃王国从克什米尔向东一直延伸到契丹……包括有许多基督徒和拥有神父和主教的众多教堂。”[4]后由于马可波罗在其游记中对有关震旦（中国）的情况进行了描述，使西方误以为震旦就是传说中有许多基督教教徒和众多教堂的地方（中国古代也确实传入过基督教，但在元朝灭亡后基督教教徒便在境内消失了）。虽然其后驻北京的著名耶稣会传教士意大利人利马窦经过调查研究，明确指出震旦就是中国，但固执己见的罗马教廷仍然做出了中国之西南还有震旦，且震旦可能还存在着古代基督徒后裔的错误判断。基于这一判断，罗马教廷要求派已经居于印度果阿和莫卧儿帝国宫廷的耶稣会传教士亲往西藏进行探寻，以完成这一“历史赋予”的“使命”。就这样，一批又一批怀揣着着狂热宗教梦想的天主教传教士开始翻越喜马拉雅山，走上了充满险阻的探寻之路。由于这一探寻目的，仍然是同西方殖民国家和罗马教廷垂涎东方广大地区的财富，探索开拓新的富庶的殖民地和渴望拓展天主教新教区，以实行教权统治分不开。所以我们依旧可以将其置于西方殖民扩张的大背景下来谈，就不难理解西方传教士早期入藏传教的殖民侵略性质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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