其次，由于西藏与印度接壤，从印度穿越喜马拉雅山区就可进入西藏境内。因而西欧天主教对印度、拉达克及尼泊尔等西藏周边国家和地区的渗透，就为传教士们的入藏活动提供了便利条件。十六世纪初,葡萄牙通过非洲南端的好望角来到印度洋以后，就逐步展开了对印度洋地区的侵略活动。1510年，葡萄牙的武装船队占领了印度的果阿地区，教皇克列门七世即宣布成立了果阿教区，统辖从好望角到澳门、日本等远东各地的教务。1579年11月，果阿葡萄牙传教士应莫卧儿帝国阿克巴大帝的邀请前往传教，并得到这位力图一统众教派、建立稳固政权的皇帝的庇护，从而为天主教传教士越过印度边境进入西藏提供了可能。此后的一百年间，耶稣会和卡普清修会的传教士都是通过这一途径进入西藏传教的。同时，位于喜玛拉雅山区的西藏的藩属如拉达克、哲孟雄（锡金）、不丹（布鲁克巴）等地的民众，在血缘、宗教、习俗和经济往来上都与西藏有着极其深厚的关系，交往频繁通畅，民众迁徙自由，宗教徒朝圣拜山畅通无阻，这就使得以印度为根据地的欧洲传教士私越国境进入西藏的条件更为便利。

　　此外，17-18世纪中叶，西藏地区政局动荡不宁，因世俗权力与宗教权力分离而导致的对外教渗透的危害认识不统一以及由此而带来的防御弱化都是天主教早期得以在藏传播的重要因素。17世纪初，西方天主教首开入藏传播的先例，这正是乘西藏从卫藏到阿里地区都处于分散的割据状态、王室力量与藏传佛教力量对立之机深入西藏的。公元十世纪左右，在西藏西部的阿里地区形成了古格地方政权，统辖着今阿里象泉河谷扎达县札布让、托林一带，至十六世纪前半叶进入鼎盛时期。到第一个进入西藏的葡萄牙传教士安东尼奥?德?安夺德进入古格进行传教之时，正值古格地方政权衰落之际，王国对外与拉达克、加瓦尔等一些小邦战事频仍，生产力和经济受到严重破坏，内部古格王墀扎西查巴德与其弟、叔父、叔祖位代表的藏传佛教格鲁派寺院集团矛盾尖锐，势不两立。因而，古格王对安多德等传教士优礼有加，图谋利用基督教削弱和取代藏传佛教，巩固自己的政权。同样，紧随安多德之后，进入卫藏地区的日喀则进行传教的葡萄牙籍传教士埃斯特万?卡塞拉和约翰?卡布拉尔也正是在充分利用了藏巴汗地方政权与格鲁派寺院集团的矛盾才得以短“暂生存”的。古格王朝东部紧靠后藏以日喀则为中心的藏巴汗地方政权由帕木竹巴政权演变而来。明初，受明朝中央政府重视并统治西藏大部分地区的帕竹噶举派势力出现内讧，帕竹所封的各宗宗本逐渐割据称王，各霸一方。十五世纪中叶，帕竹的属下仁蚌巴与噶玛噶举红帽系联合，控制了卫藏大部分地区。十六世纪中叶，辛厦巴推翻仁蚌巴，建立了藏巴汗政权，噶举派势力日益衰微。至十七世纪初，由藏族僧人宗喀巴创立的格鲁派黄教势力已十分强大，许多原属于噶举派的寺庙也纷纷归并于格鲁派。格鲁派在卫藏地区的政治和经济实力日渐雄厚，并逐渐与代表世俗权力的藏巴汗之间形成对立。天主教的传播就是在这种情形下开始进入卫藏地区的。此后从十八世纪初至十八世纪中叶，西欧传教士再度入拉萨传教。在这近半个世纪里，西藏地方政权几经更迭，先后经历了蒙古和硕特部首领拉藏汗统治时期、蒙古准噶尔部占领时期以及清政府先后委任的总理全藏政务的“郡王”康济鼐、颇罗鼐与七世达赖喇嘛共同执政时期等几个阶段。西藏的政局动荡，世俗权力与宗教权力还未紧密地结合在一起，彼此间对外教入侵的认识还有很大的分歧，自然也就不可能形成对外教防御抵制的坚固壁垒。这样，天主教入藏传播就有了可乘之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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