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二）传播特点

　　同十九世纪中叶以后，以英国为首的西方殖民者的所谓“传教”活动相比，天主教早期在西藏的传播有以下几个不同的特点：

　　第一，这一时期，天主教在西藏的传播作为西方资本主义国家殖民的先导，主要依靠传播和宣扬基督教教义，驳斥、反对藏传佛教教义及仪轨，进行宗教和文化渗透。早期资本主义国家如西葡等，由于国内政治统一，国力强盛，加上造船业、航海业发达，从而扮演了第一批殖民者的角色，走上了侵略扩张的道路。自16世纪始，西方殖民势力一方面凭借手中的坚甲利兵，在印度洋地区大搞武力征服活动，一方面则以传教士为“武器”，在印度大陆及邻近地区开展宗教和文化渗透活动。但由于我国西藏地理环境和政治文化的内闭性，加之西班牙、葡萄牙、荷兰等早期殖民国家与西藏相隔甚远，路途迢迢，充满险阻，致使其在人力、物力和财力上有所不逮，因而以武力征服、外交侵占和经济、文化渗透为依托的殖民势力还无法真正深入西藏。这样，只依靠数十名基督教传教士的活动进行宗教渗透就显得“单薄”了许多。到资本主义发展到强盛时期，以英法为首的殖民势力借“传教”之名或从事间谍侦探活动，或参与策划政治阴谋，已没有任何宗教传播的旨趣可言，纯粹是赤裸裸的殖民入侵了。

　　第二，虽然天主教早期在西藏的传播是同西欧殖民主义势力的东扩紧密相关的，但其中传教士们狂热地信仰着上帝，为传播“上帝的福音”而进入西藏的个人意志表现得十分突出。为此，他们不惧艰险，不计较个人得失，以生命的代价往返于西藏与罗马教廷之间。在西藏传教期间，他们克服种种困难，以常人没有的坚韧与毅力完成传教的使命。在这里，笔者并非为传教士们歌功颂德，事实是，任何宗教的传播往往都是由那些有崇高的献身精神、矢志不渝的传教者来完成的。以卡普清修会为例，当1704年4月第一批卡普清修会六人布道团踏上通往西藏的道路时，似乎就注定这是一条用生命铺就的传教之旅。六人团中一人患重病返回，其余五人“适应不了中东炎热干燥的气候和饮食”，修士菲亚克里奥高烧死去，步道团团长弗朗西斯科亦于11月10日高烧病死在土耳其，剩下两名传教士在离开罗马两年后才历经千辛万苦来到拉萨。在1704年至1745年间，罗马教廷传信部先后十次派出了44位神父和5位修士前往西藏传教会，结果其中5人因旅途患病返回意大利，15人到达西藏拉萨，13人最后安全返回欧洲，其余31人则死在了异国他乡[6]。在长达数十年的拉萨传教生涯中，卡普清修会的传教士们“给藏民免费看病，虽然颇得民心，但没有任何收入”[7]。他们常常缺吃少穿“，濒临饥饿”，有时还以“树根、植物充饥”[8]。这些都极大地表现了传教士为传教而做出的巨大牺牲。此外从传教士为维护天主教的正统地位而同藏传佛教势力进行争锋相对的斗争，以及象德西德里为同卡普清修会传教士争夺传教权而进行长达五年的争讼，并为夺回在西藏的传教权奔走申诉了12年，终因失败而遗憾辞世等事件来看，如果不是出于对天主教的狂热信仰则是很难解释得通的。如果说，在拉萨传教的多米尼科神父于1717年6月给卡普清修会总会长乔瓦尔?安东尼奥神父的信中，在谈到当时的西藏传教士由于经费缺少而生活异常艰苦时写道：“……我们留在此处是出于对传教事业的热忱和挚爱；如果我们不是由这个超乎常人的动机所推动，我们就不会过这样一种比最穷的穷人生活水平还要低得多的穷困生活”[9]，带有为自己表功的性质而不足以令人信服的话，那么，写出长篇著作《早期传教士进藏活动史》的伍昆明先生对早期西欧传教士的评价就不得不引起我们的深思。他在该书的序言中说：“……我仔细阅读和认真研究了传教士的大量信函、报告、备忘录和其他文献资料，深感尽管早期传教士是伴随着西方殖民主义势力向东方扩张而进入西藏的，但并不是所有的传教士都是为西班牙、葡萄牙开拓殖民地的目的而来的。他们中有一部分人是出于对上帝的信仰，为了传播‘上帝的福音’而进入西藏的。因此，应该实事求是地将西班牙和葡萄牙殖民主义势力、罗马教廷、耶稣会、卡普清修会以及传教士个人等，在其赴藏的各自动机上加以区别；对传教士个人，则将鄂本笃等部分传教士与另一部分传教士加以区别，并对他们活动的客观效果作具体分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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