梵语文化的传入，促进了藏文声韵学的形成和发展。尤其从梵文翻译了以古印度论师兴底所著《声律学?宝生论》为代表的关于论述诗句组合规律和偈句轻重音组合规律的论著后，相继问世了由藏族学者撰写的有关阐述和注释声律学的论著近百部。藏文作为拼音文字，也和梵文一样，特别重视声韵学。因而，在梵文语法学方面论著，藏区各大寺院及印经院都有大量的藏书，大有可供发掘研究的价值。印度佛教文化的渗透，给藏族传统的绘画、雕塑艺术和寺院、王宫等的建筑造形也带来了许多新的表现形式。形成了以继承尼泊尔画风的曼、钦两派和欠吴派、嘎儿赤三扎西派为代表的不同风格画派。自出现佛教造像艺术以来，在绘画的先导下，石刻、铸造、塑像及木雕等工艺也都得到了很大的发展。藏族艺术工匠们善于把印度、尼泊尔和汉地等地的艺术特点进行研究、吸收，最后创立自己的独特绘画塑像艺术。寺院建筑也充分体现了藏族当时高度发达的建筑、雕刻和绘画艺术的特点。

　　由于梵藏文字、佛教文学和佛教艺术的渊源关系，古代藏族学者撰写经典论著、经典注释、教派源流、人物传记和诗歌文学等的谋篇布局、划分章节、贯通词义义和归纳主旨等的方法、形式，以及书首礼赞体的格式，均受梵文偈颂文体写作方法的较深影响。凡是从梵文翻译成藏文的佛教经典和其他学科的经典论著的卷首都有梵文原著名称，而且，诵读佛经、诗歌的形式也是受诵读梵文佛经、诗歌音律规则的影响，并带来了印度梵语文学和因明学等理论，这在藏族传统文化的文体学上产生了极为深刻的影响，虽然，从形式上看，似乎整个印度佛教文化结构照原样被搬过来了，但实际上是有所选择地接受了所需要的和所适用的部分。例如文字接受的过程，先是模仿、使用，然后再创造、使用。

　　印度梵文写本贝叶经的大量译传，对藏族古代书籍装订方法和技术的发展也产生了深刻的影响。古印度佛经在贝多罗树叶上写成的，简称贝叶经，由于贝叶而磨轻便，千百年后字迹仍清晰可读。它有一定的长短、宽窄规格，并可在叶面穿孔贯线，穿成一本，携带、翻阅都很方便。贝叶经这种独特装册技术对藏族长条书籍册页装订的形式无疑产生过深刻影响，在贝叶经装帧术的启发下，约公元7世纪产生了藏族长条纸装册成卷的书籍。

　　藏族雕版印刷术的最初原形起始于古印度梵文佛教文化，公元7、8世纪时西藏就有咒经旗帜和佛像雕印技术。以后，为了便于校勘佛经和译文的规范、统一，公元13世纪时，用新型的木刻印刷代替了书写行文不规范的手抄本。由于经典流通需要量的增加，促进了雕版印刷术的创造发明和不断完善。木刻印刷术的产生，使得藏族的古代文化更加丰富多彩，藏区各地先后建起了刻版印刷机构，其中最为著名的有西藏那塘寺印经院、拉萨雪印经院、四川德格更庄寺印经院、甘肃夏河拉卜楞寺印经院、青海塔尔寺印经院、日喀则扎什伦布寺印经院。自各地先后刻版印刷《甘珠尔》和《丹珠尔》大藏经的不同版本后，更加促进了印刷水平的提高，同时也培养了一大批刻印技术工匠。由于大量印刷佛经等的需要，造纸业也得到空前的发展，发明了驰名中外的不为虫蛀且又易于长期保存的藏纸。这种纸韧性强，印色不退，字迹清晰。雕刻文字的木板都是精心挑选的红桦木，经过多道加工，然后精工雕刻而成书版，藏区各地的印经院，实际上即是一个印刷出版系统，也是藏族文化保存和传播的中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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