藏传佛教“前弘期”（9世纪以前），主要是由“祖孙三法王”和“师君三尊”为主的贤明志士们大力弘扬佛法，译传显教义（密宗典籍虽有传人，但当时还未形成主流），建立佛教基地时期。“后弘期”（11世纪）是先后由大译师仁钦桑波和阿底峡为主要代表的佛法大师，广泛宣扬大乘佛教教义、丰富和发展佛教时期。“前弘期”时，由于佛经翻译尚未齐全，教义和修习方面也还没有发展到系统化的地步。因此，从佛经译传到藏区以后，至到11世纪中叶以前，教派尚未形成，因而佛教没有得到很大的发展，从公元11世纪中叶以后，逐步形成教派，佛教才有了广泛深入的发展。如佛经的注释、教义教法的解释、各教派的传承渊源等。各教派的兴起，又大大促进和发展了修习佛教经典及其他五明之学，寺院已成为各地区的文化中心。从11世纪到13世纪，以大小五明学科为主要内容的藏族传统文化体系已全面形成，这一时期出现了不少著名的五明学者，已见正式目录的就在达2000余人，各种学科的著作有3万多卷。这时著书立说蔚然成风，主要有佛典注释、史书、传记等论著，如佛教史、教派史、王统史、家族史、寺院史、佛祖传记、高徒名僧传记等。这些学者大多是精通佛法及大小五明的高僧大师，他们的作品不但在创作体裁、格式品类和文体形式上对印度文体有所借鉴和模仿，而且在思想、内容上也深受印度佛教文化的影响。因此，他们的世界观和人生观都深深打上了佛教思想的烙印。

　　印度佛教作为一种文化思想体系和世界观，对藏族传统文化的影响是多方面的。虽然在佛教未传入以前，藏族地区就有民间文学、医学和天文历算古老文化形态，但都未形成完整的理论基础和学术体系。如藏族古典历史名著《五部遗教?大臣篇》中记载，在雅隆部落的第一代赞普聂赤赞普（约公元前300?400年间）时期，就有了“以药物治疗病毒”的方法。此记载说明藏族那时就已经掌握了治疗疾病的药物，积累了一般的医学知识。但印度佛教文化大量译传到藏区以后，这些学科才得以完善。印度的医学、天文、历算传入藏区以后，不仅为藏族传统医学和天文历算所融化吸收，而且在实践中丰富和发展了它。原来藏族传统的医学和天文历算的特点，是巫医和占星术相结合的，科学和迷信混杂在一起，带上了许多神秘的色彩。到公元8世纪时，藏族一代名医宇妥云丹贡布根据多年实践的经验，编著了《医学四论》，对人体生理、病理、症状分类、治疗和制药方法等都作出了详尽的分析和论述。后来由阿底峡所传授的医学八部论著对藏族医学流派的形成起了重要作用。

　　公元11世纪，藏族译师卓希绕扎把印度的《时轮根本经释》译为藏文，又经雄敦多吉坚赞、惹曲绕等学者的传授推广，并加以实际应用，逐步形成了以时轮历法为基础的新的藏族历法。因当时翻译《时轮根本经释》的时间适逢藏历阴火兔年（1027年），藏语中火兔年的异名为“饶迥”，意为“胜生”或“胜生周”。所以，藏族学者吉觉译师达瓦沃色将把把作为纪元，称“饶迥纪元”，从此广泛沿用至今。除《时轮根本经释》外，当时还有《时轮摄略经》等印度天文历算学的重要经典译传到西藏，使藏族的天文历算学理论得到很大改进和发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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