从这3家单位的工作性质上看。中央民族语文翻译中心和中央人民广播电台作为国家宣传国策、政策的喉舌，虽与翻译活动有着直接的联系，但在具体实践中牵涉到的专词术语多为政论类，翻译工作的性质趋于单一性。民族出版社作为出版单位，接触的术语庞杂，几乎无所不包。虽然单位本身只负有《求是》杂志的翻译工作，但与翻译之间重要的间接关联，决定了该单位在术语统一方面负有的重任。众所周知，工作性质与工作目的具有一定的因果关联，工作目的决定工作性质，工作性质服务于工作目的。因此，应该说决定工作现状的就是带有性质和目的双重特征的实践活动。然而，从这3家单位的现状来看，工作性质远不能服务于目的。他们的工作性质是翻译，而他们的工作目的不仅仅是译完东西便一了百了，他们负有对译文质量包括对原文的理解、表达的准确、译语的精练，尤其对译语术语规范的一系列责任。因此，看到他们虽身处北京这个竞争激烈的大都市，面对其他语言文化逐步向科学性和世界性发展的态势，虽然在经济效率上已有初步的竞争意识和行动，然而，却不能对专词术语的统一事业给予一定的热情和精力，这种对藏族文化发展的狭隘意识和对时代危机感的缺乏，不得不令人担忧。

　　二、翻译作风

　　据藏文史书记载，吐蕃王赤热巴巾时期，大集印度译师，建立译场，统一译名，规定译例，校定旧译佛典，新译显密经论。为免散失，并将所校译的经典编出目录，编制了具有科学性、知识性、概括性、完整性的藏文典籍目录。前辈们所做的一系列翻译工作，其实已经集现在所有翻译部门的性质于一身，包括我所拜访的这3家单位。只不过当时的翻译工作做得更为热情、精细、集中、彻底且完整。在不断的巡回拜访中，我逐渐地感觉到，现在的藏语翻译界欠缺的恰好就是这些，而这些原因便是藏文译语术语之所以混乱不统一的关键所在。

　　中央民族语文翻译中心藏文室、中央人民广播电台藏语部、民族出版社藏文编辑室都有自己的一套完整的编译审核制度。就翻译中心藏文室来说，他们的一份责任签字单上，从翻译到最终定稿，就依次有以下一系列工序：翻译、初审、复审、终审、核汉、录入、一校、二校、核对、一点、二点、改稿、排版、通读、审读；在语言运用上，各家虽都倾向于卫藏语言，但力求做到不受方言约束，以通俗的书面语作为标准；在翻译新词术语时也都遵循准确、易懂的原则。然而，共同的原则和标准为何还会导致不同区域、不同单位、甚至是两个人之间的术语译语的诸多差异呢？对于这个间题，中央民族语文翻译中心藏文室主任朗卡同志语重心长地告诉笔者：“本藏文室翻译人员的流动性大、整体上年轻化、业务水平也有参差不齐的情况，而且，与其他翻译单位的交流少，相互商讨、研究有关同一术语如何翻译的情况更是少之又少。其次，一个强有力的行政管理部门和权威性厘定规范机构的缺乏，更是一个不容忽视的重要原因。我们对此的期待也是迫切的。”望着头发泛白、和蔼谦逊又诚挚的朗卡主任，我能够体会到具体翻译工作中存在的一些无奈，也对如朗卡主任一样安于寂寞和清苦的具有学者风范的翻译工作者多了一份敬意。然而，在没有一个统一规范术语的机构之前，难道就要任由我们自身造成的工作缺陷继续下去，任由因此而造成的问题越积越多？带着这个问题，我叩开了民族出版社藏文室主任江嘎的办公室。期待着作为中国翻译工作者协会理事、藏语术语标准化工作委员会秘书长的江嘎主任能让人感觉到一种力量和希望。江嘎主任认为，目前，需要一个权威性的统一术语机构自不待说，西藏的藏语文指导委员会偶尔寄出的术语译词之所以不被认作标准，不仅因为其寄出的时效性差，不稳定因素多，更有缺乏权威性的原因。其次，政府在经济上对统一术语事业的支持，也具有决定性的作用。藏语术语标准化委员会成立于1995年9月，但由于缺乏足够的资金，工作无法正常开展。再者，翻译者自身的民族责任感和使命感也是驱使译语不致千疮百孔的原因之一。最后，江嘎主任在我的调查表格内的“您认为藏语专词术语统一事业需要做那些方面的工作”一览里，写下了下面这段话：应多交流，应建立统一的权威性的新词术语发布机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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